“还原意脉法”：现代诗解读的有效途径
——以《北方》教学为例
徐长征
现代诗因其鲜明的主观性，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难点。因高考不考、作文不允许写，于是更加不受重视，选入高中课本的现代诗往往被老师直接排除在教学之外，交由学生自读。受功利意识影响，学生也不愿意去读；即使读了，也只是在表层意义上滑行。近期，有幸接触孙绍振教授的“还原意脉法”，读后颇受教益。尝试用此法来解读原来师生都不愿意“碰”的《北方》，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什么是“还原意脉法”呢？孙教授认为阅读是阅读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同化与调节，而自发的主体图式，只能同化文本显性的表层，其封闭性，使他难以触及隐形的中层和深层；而进入文本结构的深层，恰恰是从“意脉”开始的，所谓“还原”就是“意脉的还原”。孙教授还认为经典文本的结构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显性的，按时间、空间顺序，将外在的、表层的感知连贯，包括行为和言谈的过程。第二层次是隐形的，是作者潜在的“意脉”变化、流动的过程。第三层次是文体形式的规范性和开放性，还有文体的流派和风格。［1］
一
在“裸读”文本的情况下，教师和学生最先感受到的大多处于第一层面。很多老师的教学设计也仅仅停留在第一层面。教学本文时，笔者曾让学生把初读的困惑写下来。经过梳理，这些困惑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不了解背景而产生的最表面的疑惑。如，作者写北方的悲哀是想抨击什么？（因为是裸读，学生不了解背景，只是猜测）二是基于作者情感指向的困惑。如，作者最后写“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同前面写“北方不好”是否矛盾？作者身为南方人为什么“爱这悲哀的北方”？作者开头写北方悲哀的文字是否太多了？文章反复写北方的悲哀有什么作用？三是语言的品味。如，为什么说是“土色的忧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忧郁？几只驴子那悲哀的眼和疲乏的耳朵的畜生为何会载负了土地痛苦的重压？应该说，学生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教师们又会关注哪些问题呢？笔者上网搜索本课的教学设计、授课实录，经过提炼整理，发现多数老师共同关注的三个问题：这首诗的基调是什么？这首诗中悲哀、苍凉、沉郁的情感，从那些地方可以感受出来？诗人说爱祖国，为什么不选取赞美北方山河的美好风物？第一个问题指向诗歌的情感，第二个问题指向意象，第三个问题指向写法。很明显，教师的问题设计过于功利和程式化，远不如学生“裸读”情况下提出的问题更贴近文本。
在诗歌的开头，艾青借端木蕻良之口传达了自己对北方的最直观的感受：北方是悲哀的。为什么说北方是悲哀的？诗人通过“暗淡的灰黄”“荒漠的原野”“颓垣与荒冢”“孤单的行人”“悲哀的眼”“疲乏的耳朵的畜生”“干枯的小河”“枯死的树木”“低矮的住房”“惶乱的雁群”传达出来。后来，诗人笔锋一转说“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这是为什么呢？有的老师认为这是因为诗人艾青“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也有教师从表现手法的角度分析，认为这里采用“逆转的结构”，使用反衬的手法来表现其爱国深情。多数教师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这些问题，只要读几遍文本，就可能关注到，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大都停留在表层，或是蜻蜓点水，或是语焉不详，或是“顾左右而言他”，未能揭示这首诗的意蕴所在。
二
这就要求我们进入诗歌结构的第二层面，也就是探究作者潜在的“意脉”变化、流动的过程。这个层面具有隐秘性，极容易被忽视和遮掩。在进入这个层次之前，我们先来看艾青写于1938年初的《手推车》：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一个山脚/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在冰雪凝冻的日子/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手推车/以单独的轮子/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穿过广阔与荒漠/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交织着/北国人民的悲哀。
如果把这首《手推车》和《北方》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到，同样是吟咏“北方的悲哀”这种情感，这两首诗的境界高下，情感层次，迥然不同。《手推车》仅仅是“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令人为之心碎的情境”来传递“北国人民的悲哀”的内心感受，这中间的“意脉”是“平直”的，只有“连续”，没有“曲折”；而《北方》呢？则是在这种感受基础之上的思考和升华。先是极力铺写“北方是悲哀的”，浅吟低唱，“弦弦掩抑声声思”，只是在蓄积即将爆发的情感，至“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一句，方如悬崖飞瀑，倾泻而下。因为这一“转”，才体现了“意脉的流动”，呈现了“意脉”“连续性中的曲折性”。
意脉的“流动”“变化”，也带来“情志的深化”。这种“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感抒发对象称谓的变化升华了爱国情感。“北方”只是具体的地理区域，而“北国”则上升到了国家的意义层面，最后称其为“国土”，则是要突出主权民族意识，因为“这土地”是 “我们的祖先所开垦”“同自然相搏斗”“遗留给我们”的，我们自然要“守土有责”；“国土”是养育我们的地方，是民族生存之本，是民族的象征。二是抒情主体称谓的变化激发了抗争的“共感”。“我”体现的是个体感受，“南方的旅客”在对比中突出抒情主体的责任感，“我们”则是要唤醒民族的自信和尊严，激发抗战热情。“我们的祖先”“他们死了，把土地留给我们”，这些充满感召力的话语，传递出来的是“同根同源，生死与共”的民族情感。三是情感的色彩变化演绎了“颂歌的变奏”。解读《北方》的文章一致认为“北方是悲哀的”是诗歌的抒情基调。基调即风格、主要感情、基本思想。“北方是悲哀的”是北方的主要情感吗？不是！《北方》的主要情感是“对国土的爱”，是要唤醒自信和自豪的希望，是对永远不会屈服的中华民族的颂扬！所以，“北方是悲哀的”只能说是“前奏”，诗歌的情感由伤感低沉的“忧郁”转变为慷慨激越的“颂扬”，这才是板块主题“颂歌的变奏”的内涵。何为变奏？“变奏”即变化，亦即主题的演变。《北方》通过“变奏”，让诗人的“忧郁之心”在悲哀的背景下生长出感人的“爱国之花”。
三
根据艺术形象提供的线索，把未经作家加工的原生形态想象出来，找出艺术形象和原生形态之间的差异，有了差异就不愁没有矛盾了。［2］《北方》这首诗的艺术形象和原生形态之间有哪些差异呢？这一问题也常被忽略。深入研读诗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差异点”：端木蕻良原本是小说家，艾青为什说其是诗人呢？诗歌写于1838年2月4日，诗人为什么说“荒漠的原野，冻结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在2月的潼关，看到大雁的可能性并不大，大雁又为什么会成为诗中一个意象？既然“北方是悲哀的”，为何还爱？“我”爱的应该是“国土”，为什么爱这“悲哀的国土”？如果想要完全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还要进入文本结构的第三个层次。这个层次更隐秘，更容易忽视，这就是文体的流派和风格层面。
正如王国维所言：“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诗歌开头“一天/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指的是写小说的端木蕻良。端木蕻良说:“北方是悲哀的!”为何会引起艾青的共鸣呢？端木蕻良出生于地主家庭，母亲是贫苦佃农的女儿，被父亲强娶入门，母亲在他儿时便对他讲述父亲家的罪恶，形成了他忧郁的气质，他在《我的创作经验》中说：“我接近文学是由于儿时的忧郁和孤独。”艾青也有类似的经历。出生时难产，被算命先生测为“克星”，父母将他送到本村一位称为大堰河的贫苦农妇家里抚养。大堰河对艾青的爱胜于父母，这使他从小感染了中国农民的纯朴与忧郁。也就是说，端木蕻良和艾青身上都有忧郁的气质，这也是“北方是悲哀的”共鸣的基础。《北方》中，我们读到的“荒漠的原野”“颓垣与荒冢”“疲乏的耳朵的畜生”“ 惶乱的雁群”等集中了“土色忧郁”的意象，是抗战时期北方的真实景象，更是诗人内心忧郁气质的主观投影。这些“苦难”的意象，是一种特殊的“记忆”，蕴含着即将爆发的某种神秘的力量，“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3］在鉴赏《北方》时，学生和老师都读出了其中的悲凉忧郁，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忧郁”原本就是诗人内心的底色，是艾青“苦难比幸福更美”诗学理想的形象诠释。因为不了解这种底色，也就无法真正懂得艾青超越这种“忧郁和悲凉”，从“悲凉”中提取“信念和力量”，变“压抑”为“壮怀之情”的可贵。
有人《北方》认为这首诗的“诗味”不是很浓，淡得像“大白话”。甚至也有人提出了了批评。对此，艾青在诗集《北方》的序文中说：“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毫无遮蔽，而我又对自己这种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打开艾青诗歌风格大门的密码。诗歌开头“不错”二字，就是奠定全诗写作风格的“关键词”。这两个字包含了容易被“集体忽视”的多重意蕴：一是对端木蕻良发出的“北方是悲哀的”的认同；二是超越这种认同的“精神高蹈”，预示着诗人要抒发新的体验和感受，否则就陷入了“无意义的重复”；三是奠定了全诗口语化的风格基调。如果忽视艾青诗歌语言的这种特点，就会被许多表面的东西所遮蔽，就无法深入艾青诗歌的内核。牛汉说：“（艾青的诗）排斥了华丽的矫饰，弃绝了空洞的说教语言，采用鲜活的有弹力和流动感的语言和语调，这正是现代诗应当有的艺术要素。”至此，我们才真正理解艾青“看似直白的口语”里有抛弃形式、挣脱束缚、喷薄而出的呼喊，有无法遮掩的至善和真情，而这种真情无需任何多余的藻饰。
“还原意脉法”，可以引领我们深入经典文本的三个结构层次，一步步走进诗歌的情感内核，一步步走近了作者，提供了一条解读现代诗歌不可忽视的新路径。
参考资料：
［1］［2］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 ［M］福建：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3］艾青. 艾青作品新编.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